薛定谔的关外来客

拱北口岸的“三不管边境地带”,数名穿着白色的防护服的海关检测人员守着过道,后面尽是数十米长的、等待核酸检测的队伍。

这条队伍,绝大部分都是住在珠海的澳门人,估计是等了好几个小时吧,人们都在有气无力地排着队、玩着手机。为了入境珠海豁免隔离14天,几个小时的核酸检测当然不算什么,回家一次也不容易。

那边厢,澳门接近一个月也没有新增的COVID-19案例,当然目前大部分防疫措施还是生效的——包括从外国回来的人士也要隔离14天。在没有本土病例的前提下,澳门人口总量少,情况可控,必然是相对安全的。

既然关口的两边是安全的,那么为什么还要层层防范?

答案是:为了闭环管理。你在你的体系下严防死守,我也在我的体系下防范甚严,关口两边的努力有目共睹,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等,却不能完全信任对方是完全可靠。这个时候,只好将每一个过关的人当做是“黑盒”,既然看不清底细,不如逐个摸底。

然后矛盾就转移到了“信息不对等”上了——哪怕关口两边基本没有新增疫情风险,也不能放过每个过关的人。

大湾区内很多要素都尝试着互融、互通,形势正好时,却被一场疫情打破。内地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下以“健康码”的方式确认行踪安全,而在资本主义地区,拥有记录行踪功能的“健康码”明显不会被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所许可,信息自然就难以闭环。甚至在会计制度、法律等等范畴较大的领域,由于双方的基础不同,即使是丝毫差异也无法互融,更何况是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之间的鸿沟。

建立双方制度的转换体系,成本巨大,时间也非一朝一夕,但在大湾区相互融合的大前提下,也不能不做,哪怕是要10年、50年、100年——不然关外的客人带来的东西,就像薛定谔的猫,虽然你了解了大概是个啥,但不打开盒子,始终没法相互信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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